2015年12月11日，上海，气温逼近零度。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地下会见室里，没有暖气，水泥地面泛着潮气。房间正中间隔着一面防弹玻璃，玻璃上嵌着钢丝网，两边各摆一把固定在地上的铁椅子。墙角有红外监控，亮着暗红色的光。法警站在门边，面无表情。 铁门推开的声音很重，脚镣拖在水泥地上，刮出一串刺耳的响。 林森浩走进来了。他穿着深蓝色号服，人瘦了一圈，头发剃得很短，那副黑框眼镜摘掉了，露出一双凹进去的眼睛，眼白灰白，像很久没晒过太阳。他坐下，双手叠在膝头，手铐的金属碰了一下铁椅扶手，发出轻轻的一声。 玻璃另一边，父亲林尊耀扑了上来。 这个从广东汕头潮阳坐了一整夜绿皮车赶来的老人，脸贴在玻璃上，压得五官都变了形，两只手死死抵住玻璃，指节顶得发白。他抓起通话听筒，声音是嘶的，问了一句：森浩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签没签申诉状？你是不是被冤枉的？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，眼泪和唾沫一起喷在玻璃上，凝成一层白雾。 他不肯接受。离执行还有几十分钟，他还想听到儿子喊一声冤。 玻璃这边的林森浩，平静得让人发慌。 他把听筒拿起来，看了一眼父亲那张变形的脸，肩膀微微塌了一下，声音干涩，没有起伏：爸，你别喊了。按规定要讲普通话。 林尊耀拍着玻璃，拍得整面墙都在震，法警上来制止，把他按回椅子上。他坐下去之后就开始哭，哭得整个人缩成一团，嘴里反复念叨：你这一走，家里以后怎么过啊。 会见室里只剩下挂钟秒针走动的嗒嗒声。 林森浩沉默了半分钟。他低着头，盯着自己的指甲看。那双手白净、修长，指节分明。这双手曾经在显微镜下分离过大鼠的肝微血管，写过好几篇全英文的学术论文，也在超声科给几百个病人做过检查。最后，也是这双手，把一瓶剧毒液体倒进了室友的水桶里。 半分钟之后，他抬起头，嘴唇动了动，说了八个字。 爸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 没有辩解，没有哭，没有喊冤。他把父亲最后的侥幸，用一句话摁灭了。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：照顾好你的身体，今后不要再自寻烦恼了。 十分钟的会见时间到了，通话线路切断。林森浩站起来，没有再看父亲一眼，转身走进通道。脚镣声越来越远。当天中午，死刑执行完毕。 一个复旦医学院的高材生，怎么走到了这一步。另一个同样从寒门拼出来的年轻人，又是怎么在毫无防备的早晨，喝下了那杯水。这两条线，得从他们住进同一间宿舍的那一天开始捋。 1 421室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区20号楼，不到二十平米，住三个人。 门后有一台白色立式饮水机，桶装水喝完了，轮流去宿管处抬。这是宿舍里的默契，不用谁专门规定。 黄洋住在靠窗的下铺。他1985年出生，四川自贡荣县人。父亲黄国强是下岗工人，母亲长期有病，后来确诊肝胆疾病，治疗费是个无底洞。黄洋是独子，从本科考进复旦医学院之后，几乎没跟家里要过生活费。他发传单、做家教、在饭馆端盘子，周末同学出去玩，他在兼职和图书馆之间跑。母亲住院手术那段时间，他白天上课，晚上在病房走廊的灯下看书，把奖学金和打工攒的钱一笔一笔寄回自贡。 他性格外向，爱说话，爱开玩笑，喜欢张罗聚会。在导师和同学眼里，这是个热心肠、精力旺盛、前途无量的年轻人。2013年春天，他考上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博士研究生。 林森浩比他大几个月，广东潮汕人。 家里兄弟姐妹多，父母打零工、做小生意，日子过得紧。林森浩是家族里书念得最好的那个，从小到大的奖状贴满了堂屋的墙。中山大学本科毕业之后，保送到复旦上海医学院，读影像医学与核医学。他拿过国家奖学金，当过学生会干部，以第一作者发过好几篇SCI论文。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，他已经跟广州一家顶级三甲医院签了三方协议，毕业证一到手，就能穿上白大褂，彻底把穷日子甩在身后。 履历上两个人很像，都是从底层拼出来的寒门学子，都指着读书改变命运。性格上，两个人隔着一整条河。黄洋话多，爱热闹，宿舍里经常有朋友来聊天。林森浩话少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很少参加社交，生活基本就是实验室和电脑前面那张椅子。他戴着降噪耳机敲键盘，跟人来往的时候戒备心很重，别人一句无心的话，他能在心里翻来覆去想很久。 刚住到一起的时候，矛盾都是些鸡毛蒜皮。黄洋拿到奖学金，大家起哄让他请客，林森浩说钱要寄回家，黄洋随口说了一句小气。宿舍打扫卫生，谁多拖了一次地，谁少抬了一次水，谁半夜洗漱关门声音大了，这些事在紧张的科研压力下本来不算什么，但林森浩都记着。 案发前半年，两个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。因为饮水机买水票的事，林森浩退出了公共饮用水的轮流分摊，自己买自己的水。不久之后，两个人在社交网络上互相拉黑，删了好友。二十平米的房间里，两个人几乎不再直接说话。饮水机在门后嗡嗡地响，成了屋里唯一持续的声音。 黄洋觉得这只是性格不合，宿舍里常见的事。他不知道，在室友沉默的外表下面，有些东西正在发酵。 2 2013年3月末，毕业答辩的日子近了。黄洋忙完了考博的手续，在临床轮转，情绪很高。林森浩的毕业论文也过了盲审，只